摘要：　　日本媒體需要更加具有獨立性和使命感。

　　2023年8月6日下午4時，筆者在廣島某酒店辦理入住手續(xù)的時候，看到柜臺上放著供客人免費取用的當日印刷出來的“特報”：一張紙，四個版，全部是關于廣島核爆78周年的特別報道。四個版的報道貫穿著兩個鮮明的主題，一是對維護和平的向往，一是對在原子彈爆炸中死傷者的哀悼。

　　酒店就在廣島和平公園旁邊。當天上午，公園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儀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專程從東京趕來參加。公園里建有一個大型核爆紀念館，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其中不乏膚色各異的外國游客。紀念館展品豐富，用照片、文字、實物以及各種聲光電手段展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過程以及給日本人帶來的重大創(chuàng)傷。

　　新聞往往被認為是出乎預料的、難以預期的，各類突發(fā)新聞最符合這個定義。但是，翻看報紙，新聞也往往是策劃的，是有節(jié)奏的，有些還帶有明顯的周期性。比如，在日本，8月發(fā)生的新聞就有一個專門的稱謂——“八月新聞”。每年的8月6日（廣島被投原子彈）、9日（長崎被投原子彈）以及15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媒體會刊發(fā)大量相關新聞。

　　媒體研究專家米倉律教授多年來對日本的“八月新聞”有密切的關注和研究。8月26日，《朝日新聞》刊發(fā)了一篇對米倉律的專訪，深刻批評了日本媒體的“八月新聞”只有“受害者”敘事而缺乏“加害者”敘事的做法。

　　8月6日、9日以及15日對日本人來說固然是值得紀念的日期,然而，類似的紀念日還有7月7日（盧溝橋事變）、9月18日（柳條湖事件）、12月8日（偷襲珍珠港）等。前面三個日本作為戰(zhàn)爭“受害者”的形象的日期受到日本媒體重視，后面三個日本作為“加害者”形象的日期則被日本媒體遺忘，這充分反映了媒體的選擇偏向。

　　媒體關于戰(zhàn)爭的敘事（Narrative）方式更加帶有偏見。米倉律分析了1654個與戰(zhàn)爭有關的節(jié)目，將其敘事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關于原子彈、空襲、疏散、撤退等“受害”經歷的敘事，以及反映“特攻隊”和“玉碎戰(zhàn)”等士兵“犧牲”的敘事。第二種是將戰(zhàn)爭結束作為開始，以自我評估的方式詮釋戰(zhàn)后民主主義發(fā)展的“戰(zhàn)后歷史”敘事。第三種是誓言放棄戰(zhàn)爭的“和平主義”敘事。三種敘事中，“受害” 經歷的敘事占據(jù)壓倒性的優(yōu)勢，侵略、暴行、殖民地統(tǒng)治等“加害”元素被嚴重邊緣化了。

　　為什么媒體會形成這樣的報道偏向？米倉律分析認為，這種戰(zhàn)爭觀、歷史觀是日本戰(zhàn)后問題處理的特殊性所致。在美國占領軍的意圖下，天皇得到了豁免，西方國家放棄了賠償權，使日本能夠不正視戰(zhàn)爭責任而重新融入國際社會。日本以“犧牲”為基礎，從廢墟中“崛起”，獲得和平與繁榮，這成為日本的“建國神話”，也就是日本的所謂“集體記憶”。

　　20世紀80到90年代，“加害者敘事”一度活躍，特別是戰(zhàn)后50周年的1995年前后，涌現(xiàn)出了許多重新審視戰(zhàn)爭責任的文章和節(jié)目。這是媒體推動的，也是對歷史教科書問題、慰安婦訴訟及其引發(fā)的正式道歉、亞洲國家的賠償要求、對殖民地統(tǒng)治的深刻反省等外部壓力的反應。但是，“八月新聞”很快回歸“受害者敘事”。20世紀90年代，右翼分子反感“加害反省”言論，出現(xiàn)了新保守主義和歷史修正主義。這種趨勢在21世紀繼續(xù)加強。安倍晉三在任期內連續(xù)8年在戰(zhàn)爭結束紀念日的致辭中沒有提及“加害和反省”，媒體上“加害者敘事”隨之被邊緣化。

　　米倉律曾考察過為什么日本核爆受害者的聲音不能傳遍全世界。他認為，是因為這些聲音只立足于受害體驗和被爆者的情感。如果不克服基于被爆國家自我意識的“被爆國家主義”，就無法升華為普遍的反核思想。

　　目前，戰(zhàn)后出生的日本人口已占到85%以上。米倉律認為，隨著戰(zhàn)爭親歷者逐漸減少，遺忘難以避免。然而，日本的戰(zhàn)爭觀和歷史認知方式一直在受到挑戰(zhàn)。在“八月新聞”的報道中，媒體需要不斷努力突破“受害者”的單一敘事，將“敘事”多層次化和全面化。這不僅需要記者和導演的多樣化，比如大量引入具有國際眼光的報道和制作人才，也需要日本媒體更加具有獨立性和使命感。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高級記者；本刊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