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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02月1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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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的法理分析

          2023-02-08 15:39:39

          來源:青年記者2023年1月下   作者:黃先超

          摘要:本文認為網絡平臺信息處理行為履行了“告知同意”規則,并未侵犯用戶隱私;并提出信息處理者應該遵循利益平衡原則。

            摘  要: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引發用戶對個人隱私的強烈關注與擔憂。本文以利益平衡論為理論基礎,認為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是國家加強對網絡空間規制的新舉措,對于減少用戶因為信息公開導致的隱私焦慮,促進網絡空間清朗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公開行為體現了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的張力。通過法理分析與法律闡釋,本文認為網絡平臺信息處理行為履行了“告知同意”規則,并未侵犯用戶隱私;并提出信息處理者應該遵循利益平衡原則。

            關鍵詞:IP屬地;網絡信息傳播;告知同意;個人信息保護;民法典

            2022年4月中下旬,包括微信、抖音、知乎、微博等在內的網絡平臺陸續公布用戶IP屬地的行為(展示用戶發言所在省份和域外國家的標簽)成為社會熱點話題,不少用戶直呼自己的隱私不再受到保護,認為網絡平臺侵犯了自身合法信息權益。雖然網絡平臺聲明本次公開行為是為了打擊網絡謠言、仿冒信息搬運,但用戶的各種隱私擔憂依然不斷,反映出用戶對自身信息權益保護意識與對信息傳播平臺公開IP屬地行為合法性之間的張力,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交鋒碰撞。

            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是加強網絡空間治理的必要舉措

            隨著算法、大數據、LBS、AI等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不斷浸入萬物互聯、萬物智聯的多維空間,依法管網、治網的廣度和深度面臨更高的治理標準,尤其是以大型網絡平臺為代表的網絡空間治理急需創新方式方法。在重大突發事件中,一些在法不責眾的心態驅使下的網民,利用網絡中的匿名身份活躍在各大網絡平臺,亂造謠、帶節奏,企圖混淆視聽達到一些非法的目的。因此,網絡平臺配合國家網絡空間治理的步伐,公開用戶IP屬地具有充分的現實必要性。

            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需要切實的治理手段形成威懾力。從公眾利益最大化角度來看,公開用戶IP屬地,在一定程度上對罔顧事實、道聽途說、誤導公眾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產生一定的威懾作用,是網絡平臺積極履行主體責任的體現。通過用戶IP屬地的公開,之前一些自稱在事發現場的賬號大都停止更新,網絡輿論環境呈現更加有序的狀態。但“包藏禍心”的賬號及組織可能借助IP代理“外衣”繼續發揮“余熱”,試圖繼續顛倒黑白。這就需要我們以更加凌厲的態勢發揮法律法規的威懾和平臺監管作用,充分釋放平臺快速處置的技術優勢,發揮用戶維護網絡空間秩序的自覺性。

            網絡平臺信息處理行為體現“群己權界”的張力

            “群己權界”之說源于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在1903年將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論自由》翻譯成漢語所起的書名。“群己權界”強調要注意區分個人權益和公共權益。因此,利益關系的協調應當是在考量不同情境的基礎上,對各異質利益的利益本質及其沖突關系解釋與調和,以實現緊張關系的緩和乃至消解[1]。

            (一)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碰撞與沖突。個人信息的保護關涉多個利益主體,尤其是在大數據和AI技術加持下,個人信息更具復合法益性質。從個人利益保護視角出發,公民期待個人信息權益能夠得到無限的保護,不愿意讓他人搜集和處理個人信息;企業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希望能夠盡可能多地搜集用戶信息;作為個體的社會公眾不希望自己的信息被任意處理和公開,但是作為社會集體和有著社會參與意識的用戶又希望公開他人信息和部分自身信息;國家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是一種法定義務,但為了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在特殊情況下又需要公開和處理公民個人信息。“群”“己”權界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沖突,即體現為收集和處理的公民個人信息具有個人權利自由與社會公共安全的復合法益屬性[2]。

            (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調和與重疊。“群己權界”的沖突具有現實必然性但又無法徹底決裂,即個人信息權益的保護與公眾利益的最大化之間的沖突可以實現某種調和。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兩者之間在產生上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在共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排除國家非正常狀態下的特殊情形,兩者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利益均衡狀態。因此不管是社會法學派的龐德對于公共利益獨立性的肯定,抑或是功利主義對于公共利益獨立性的否定,都和個人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管是公眾利益的泛化還是弱化,均是在與個人利益相互交織和碰撞的基礎上形成,體現出兩者之間的重疊。

            (三)IP屬地公開體現為公共利益對個人信息權益的限制。私權保護與公法規制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應當通過兩者共同構建個人信息保護的制度基石[3]。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則主要體現為在公眾利益最大化面前,公民個人讓渡個人信息權益,服務于國家的維穩需要和緊急情況處置需要,其實質依然體現為一種利益的權衡和均衡。個人信息衍生出來的社會公共利益,主要是社會治理方面的利益,更不直接歸屬于個人而為國家或社會所享有[4]。因此通過公開網絡平臺用戶IP屬地,打擊網絡謠言,威懾敵對勢力,規范網絡秩序,凈化網絡空間,體現出對個人信息的管理是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根據公共利益相對優位的基本法理,不難得出為了公共利益可以適當限制個人信息權益的結論[5]。

            網絡平臺公布用戶IP屬地行為遵循“告知同意”規則

            (一)“告知”規則的遵守。“告知同意”規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重要規則之一。在公布IP屬地之后,眾多用戶質疑網絡平臺違背了“告知同意”規則。但從法律解釋角度來看,網絡平臺公布用戶IP屬地并未違背《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第1款的規定,且符合第13條第5款的“同意規則”例外情形和第17條的“告知”規則,符合網絡平臺“用戶使用協議”的相關規定。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7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前,應當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真實、準確、完整地向個人“告知”個人信息的處理目的、方式等。2022年3月新浪微博平臺發布即將公開用戶IP屬地的相關資訊,2022年4月中下旬知乎、微信公眾平臺等在顯著位置告知用戶公開IP屬地的通知。根據微博《服務使用協議》第10條第1項內容,公布用戶IP屬地的公告資訊一經發布,即為已“送達用戶”。

            從網絡平臺使用協議等內容上看,本次公開用戶IP地址屬于其平臺協議中的內容,用戶在使用注冊該平臺服務的時候,就默認遵守其使用協議的相關內容。根據微博《服務使用協議》第4條“使用規則”中第11點內容①,本次公開用戶IP屬于微博提供的某一服務,微博在3月就以微博官方賬號“微博管理員”的名義公布上線展示用戶IP屬地功能的公告。4月26日又發布IP屬地升級公告,再次強調公開用戶IP屬地的緣由。其他自媒體平臺的用戶協議中也有類似規定,因此從整體上來看,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符合“告知”規則。

            (二)“同意”規則的例外。《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第1款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要“取得個人的同意”才能處理個人信息。同時第13條第5款又規定“同意規則”例外情形“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微博《服務使用協議》在第7條“免責聲明”中第5點中也聲明“微博運營方對其向用戶所提供的微博產品及服務依法承擔相關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的除外”。

            按照網絡平臺發布的公告綜合分析來看,主要是鑒于在2022年俄烏沖突、上??箵粢咔榍捌?,一些自媒體賬號捕風捉影、隨意拼接搬運諸多誤導性消息,試圖操控輿論走向,擾亂正常社會秩序。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網絡平臺積極配合國家對網絡空間的規制步驟,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第5款的規定,屬于一種緊急情況下的情形,按照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個人信息符合處理個人信息的免責事由,不需要征得用戶同意,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因為符合法律規定,因此微博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可遵照其《服務使用協議》第7條規定免于承擔責任。

            當然“同意”規則的例外并不意味著信息處理者的“告知”義務不需遵守,無須用戶同意并不等于無須向用戶告知。如上所述,網絡平臺均已按照“公開、透明”原則,保證用戶對個人信息處理的知情權,即通過顯著方式告知用戶公開IP屬性的目的、方式和范圍等事項,而沒有采取隱晦處理、暗箱操作等侵害用戶個人信息權益的非法處理行為,因此從“告知同意”規制角度來看,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行為具有法理依據、具備法益正當性。

            非例外情況下,IP屬地屬于個人信息而非隱私信息

            (一)IP屬地非IP地址,兩者信息屬性差異較大。“IP地址”是一連串的數字組合,每個連接網絡的設備都會被分配一個IP地址,只有精確到IP地址才能保證對應的設備連接到互聯網,這是保證我們的電腦能夠實現數據傳輸的重要前提,運營商憑借這些獨特數字可以精準地定位到某個終端,進而精準定位到使用者位置等敏感信息,由此推定IP地址應屬于用戶敏感信息。IP屬地是IP用戶地址的歸屬地的意思,也就是IP運營商所屬省份,它的精確度與IP地址的精確度不在一個層次,最多也就是顯示諸如“北京”“山東”等這樣的廣域范圍。而一個“北京”這樣的IP屬地標簽可能涉及幾百萬用戶,而不會針對性地識別少數用戶或者個別特定用戶。

            (二)通常情況下IP屬地歸為個人信息,而非隱私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第4條規定,“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信息,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1034條第2款的規定: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行蹤信息?!睹穹ǖ洹?032條第2款對隱私做了規定: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結合上述定義以及IP地址與屬地的區分,IP屬地更是一種“個人信息”而非“隱私敏感信息”。在現實生活情景中,公眾主動透露或無意泄露的個人信息要比公眾IP屬性這樣的信息更加敏感、更具識別性。比如發朋友圈的定位、家屬照片、轉發含有自己身份證號和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文件等。同時網絡平臺公布用戶IP屬地這樣的行為,也是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第6條“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的規定,相對于上面提到的公眾有意或無意泄露的個人敏感信息,公開用戶IP屬地信息對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的權益影響較小。

            (三)特殊情形下,IP屬地信息會變為敏感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第28條指出,敏感個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行蹤軌跡”。比如別有用心之人通過人工或自動化決策等方式,結合特定用戶發布的配圖和文字,還有定位、個人照片、蹤跡等碎片化數據,形成“數據束”或“線狀”行蹤軌跡,就可以初步勾勒出特定用戶的模糊畫像,則意味著用戶的“個人信息”隨時可能會演變為“隱私信息”。對于普通人而言,其IP屬地公開之后一般對個人權益影響不大。但是對于公眾人物而言,特定節點下公開IP屬地可能就會導致其“個人信息”迅速變為“隱私信息”,進而產生不良連鎖反應。比如公眾人物“連某”多次在網絡空間號召國民不要移民日本等國家,其IP屬地被公開后卻顯示在日本,其迷之“行蹤軌跡”遭到眾多網友質疑??v然其后續進行解釋,但其名譽和形象已跌至低谷。

            網絡平臺處理用戶信息的利益平衡路徑

            (一)平衡好公共利益優先與個人信息權益維護之間的張力。當前“法律普遍將公共利益作為限制個人利益的合法條件”[6],不管是《個人信息保護法》還是《民法典》,其中均有相關條款將公共利益的維護視為個人信息權益保護“告知同意”規則的免責條款,或視為民事責任免責的事由之一,這也符合普遍認為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具有優先價值[7]。從價值優位性角度來看,社會公眾利益固然要高于個人信息權益,即使因為保護公眾利益而在個人信息處理時對信息“告知同意”規則例外,但并不意味著個人信息權益就可以被社會公眾利益無限擠壓和侵犯。網絡平臺公開用戶IP屬地中“告知同意”的例外規則也是這種公共利益優先的體現,其本質還是一種價值的衡量、取舍問題。“在法律適用中需要對自由、權利、公平、秩序等利益價值進行衡量,并在利益訴求發生沖突時以高位階利益為優先,這已是法律共識。”[8]

            (二)防止公共利益泛化導致個人信息權益被肆意侵犯。用戶IP屬性的公開是技術治網、監網的一小步,卻是網絡規制探索的一大步。網絡空間的風清氣正、信息傳播空間的有序建設,還需要更加細化和明確的法律法規的配合、平臺企業積極履行相關“注意、刪除”等義務以及用戶提高媒介素養和法律素養的協同發力。要堅持“利益平衡論”視角下的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尤其要注意防止因為公眾利益的泛化出現個人信息權益被濫用的現象[9]。要明確公共利益概念的外延和代表主體,保證“群權”與“己權”之間存有適度的張力與平衡,尤其是公權力機關在信息采集活動中要嚴格遵守“比例”“必要”原則,在能實現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對公民信息權益的侵害應當降到最低。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字新聞學理論、方法、實踐研究”(批準號:20&ZD31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魏永征.探討傳播活動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盧家銀新著《群己權界新論》評介[J].新聞知識,2020(10):68-70.

            [2]唐彬彬.疫情防控中個人信息保護的邊界——一種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0(04):195-205+209.

            [3]張勇.論大數據背景下涉疫情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J].河南社會科學,2020,28(04):56-65.

            [4]高富平.個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礎——數據上利益分析視角[J].比較法研究,2019(02):72-85.

            [5]張新寶.《民法總則》個人信息保護條文研究[J].中外法學,2019,31(01):54-75.

            [6]高志宏.個人信息保護的公共利益考量——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視角[J].東方法學,2022(03):17-32.

            [7]梁上上.異質利益衡量的公度性難題及其求解——以法律適用為場域展開[J].政法論壇,2014,32(04):3-19.

            [8]劉太剛.公共利益法治論——基于需求溢出理論的分析[J].法學家,2011(06):1-14+174.

            [9]高志宏.個人信息保護的公共利益考量——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視角[J].東方法學,2022(03):17-32.

            注釋:

           ?、籴槍δ承┨囟ǖ奈⒉┓盏氖褂靡巹t及說明,微博運營方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網頁公告、系統通知、私信、短信提醒等)作出的任何聲明、通知、警示等內容均視為本協議的一部分,用戶如使用該等微博服務,視為用戶同意該等聲明、通知、警示的內容。

            (作者為天津大學法學院傳媒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3年1月下

          編輯: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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